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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荣桓，1902年11月生，湖南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（今属衡东县）人。
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自幼跟父亲读书，写得一手好字。罗国理不到20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。为了维持家庭生活，罗国理继承父业，做了一名童蒙塾师。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后，他这个穷教书匠入不敷出，只得弃教经商。他借了三吊铜钱，在南湾开了一个罗永隆字号的杂货铺，不久又兼卖中草药。
罗国理的家道开始走向小康。他添置了一些田产后，又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。不久，当上了黑田罗氏的征首（即族长）和乡里的团总。他还出头筹集资金在南湾修建了一座异山享祠，以纪念罗氏十二世祖先罗异山。罗荣桓两三岁的时候，罗国理举家迁至异山享祠居住。
罗荣桓的母亲姓贺，娘家几代都是长工。罗氏的家谱上称誉她“外柔内刚”、“明达机警”，是“寒林一枝之秀”。从日后罗荣桓的身上，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母亲性格的影响。她一生养育了六男二女，罗荣桓在兄弟间排行第五。
封建的社会、家庭生活，给罗荣桓的精神上增添了巨大压力，使他形成了沉默和内向的性格，喜欢从书籍中寻求乐趣。
1919年夏，罗荣桓到长沙去读中学。12月，罗荣桓因学校罢课还乡时，家里正忙着过年和为父母做五十大寿。罗荣桓看到堂屋里为父母制作的“艾令同庆”（古人称50岁为艾）的寿匾，正在上着最后一道油漆。直到此时，有一件事他还被蒙在鼓里。
原来，罗国理已决定要乘着做寿和过年的机会，为罗荣桓完婚。女方是一位贫家的女儿，比罗荣桓大两岁，名叫颜月娥。罗荣桓不同意。可是他如果违抗父命，就要同家庭决裂。刚刚17岁的罗荣桓还做不到这一点，他想继续读书，经济上还不独立，只好按照“父母之命”的祖传老例当了新郎。
罗国理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罗荣桓身上。他认为，为罗荣桓娶了媳妇，就可以把儿子拴在家里，从而使永隆号能够复兴。罗荣桓不同意父亲的安排，不愿去当永隆号杂货铺的什么老板。因此，他同父亲、同家庭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冲突。
1926年夏，到广州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未被录取的罗荣桓，于11月间返回故乡。这时，湖南省的农动正迅猛发展，衡山又是湖南农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。
罗荣桓一回到家，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，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。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，罗荣桓欣然从命，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，连抱一抱刚刚满月的女儿都没有空。
1927年4月上旬，罗荣桓收到好友彭明晶的来信。信中说，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，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，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。彭明晶这封信使罗荣桓怦然心动。
4月14日，他动身去了武汉。这时，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，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，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、肖罗仙等的监视之中。为避免意外，他在这一天夜里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，秘密出发。
临行前，他回到屋里看看已经熟睡的刚刚半岁的小女儿，俯下身去亲了亲，然后告别了家人，就上路了。从此，他南征北战，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。
1927年7月初，已加入中国的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。他把心爱的教科书、一本《英汉辞典》，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，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，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。临行前，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。一封是给父母的。他通知家里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，因为他行踪不定，且生死难卜。
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颜月娥母女的生活。如果颜月娥改嫁了，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。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。他告诉颜月娥，为了革命，他走了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。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，希望她改嫁。为此，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。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，又补充了几句，她是否离开罗家，一切由她自己做主，既不强迫她留下，也不强迫她离开。
1949年开国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，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宣告解放。如何处理好同亲属关系的问题，便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。当年，罗荣桓曾向家里写了两封信，当时家里的人害怕受迫害，看完信后立即烧掉了。第三封信是罗荣桓抗战初期在山西赵城写给二哥罗晏清的。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，所以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。罗荣桓在信中说：
现随军北上抗战，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。非我无情，实处此国难当前，奈何！弟十年志之所在，想久已谅解，无详述之必要。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，当表示感谢。还希继续维持，使她能够有所成就，不致陷于无知无识，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。
从那以后，罗荣桓同老家便又断了音讯。衡山解放以后，他十分关心在自己离家时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罗玉英的下落。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会有许多亲属来找他，其中很可能有人以为他当了大官，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。因此，在1949年11月间，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，说：“衡阳是我的家乡，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。你要做工作，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。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。”不久，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，要求免票乘车进京，都被郭维城一一婉言谢绝。
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。罗荣桓读书时，他在杂货铺帮助父亲罗国理经营。1929年罗国理去世，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，当了族长。1937年，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，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。
1949年底，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，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萧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，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。与此同时，罗玉英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到北京来。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们的一些影响，认为爸爸当了大官，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，便回信写道：“你爸爸20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，已成终身职业，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，更没有财可发。
你爸爸的生活，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，一无所有。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，不要我负担，我亦无法负担。因此陈卓等来此，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，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。”
1950年1月，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。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，看到了女婿、外孙和侄子，罗荣桓很是高兴。他介绍陈卓和两个侄子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。罗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较低，便留在家里补习文化，到年底，进了速成中学的预备班。
后来，他们四人中一人当了空军军官，三人成了国家干部。实行薪金制后，罗荣桓又让夫人林月琴每月从薪金中拿出30元交给罗玉英，让她用以赡养她母亲。至于罗晏清，孩子们进学校后，在北京还住了一段时间。
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。1956年，由于劳累过度，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，有时一天几次。发作时，吃一点药，休息一下便挺过去了。时间一长，罗荣桓担心贻误工作，便辞去总政主任的职务，日常工作的负担减轻了。
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，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，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，接触一些实际情况，以便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中央反映。1956年与1957年之交，罗荣桓到湖南、广东、福建视察，并顺便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衡山县城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游览了慕名已久的南岳衡山。1963年12月16日，年仅61岁的罗荣桓元帅因病与世长辞。